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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业科在1971年冬天举办了呼玛县“赤脚兽医”学习班，这是首期，以后再没有听说办过第二期。所谓“赤脚兽医”，源自“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者，是文革期间，在缺医少药的农村，选择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短期进行简单的医疗卫生常识培训后，充当农村大队（即现在的“村”）的卫生员。照此推比，“赤脚兽医”就是农村畜牧卫生员。
寒冷而又地广人稀的呼玛县，地处祖国绿色宝库-大兴安岭的最北坡。饱受高寒气候的影响，农业投入高，产出少，农业收入的低下，很难使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例如，在洛古河种小麦，一晌地的收获数量经常与种子数量相当，有时甚至收获数量低于播下的种子数量。靠山吃山。由于大兴安岭巨大的森林资源，冬天上山伐木，成了呼玛农村副业收入和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山里的木头砍伐后的运输，国营林场靠拖拉机，农村生产队，几乎全靠马爬犁（也有少部分牛爬犁）。马和牛，是当时呼玛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那时，呼玛农村市场根本没有肉类副食品供应。因此，家家户户都饲养几口猪，生产队饲养几十、上百匹马和牛羊；过年了、上山（伐木）时，杀猪宰牛，改善生活，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离不开马、牛、猪、羊。1980年出版的呼玛县志，把一个公社有多少头马、牛、猪、羊列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文中记载，“漠河公社有男女整半劳力570个，…有马467匹，牛248头，猪718头，羊360只”。“1979年，漠河公社的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80.9%，农业收入占15.6%，…人均交（公）粮5市斤”。很难想象，没有马、牛，呼玛农村经济将会变成什么状况！马、牛等畜牧业经济，是构成呼玛农村经济的支柱，是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工具。兽医，无疑成了农村和农民最为看重的职业岗位。而相互间远距离分散的呼玛农村生产队，靠一个公社一、二名职业兽医，医治发病的马、牛、猪羊，经常会耽误牲口的生命，给生产队的副业生产以及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带来困难。从“赤脚医生”的存在，对改善农村和农民的医疗卫生状况所起作用的启示，当时呼玛县农业主管部门决定经过短期培训一支不脱离农村的畜牧卫生员队伍，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措施，是一种积极的办法。
我有幸被漠河公社洛古河生产队点将，去县城呼玛学习兽医知识，准备六个月后为“贫下中农的牲口”服务一辈子。对这个命运安排，我内心极其不安和极不满意。今后，我难道会永远在一个周围百里荒芜人烟、终年与茫茫大山深处为伍的国境线上的一个孤独小山村生活吗？在洛古河这个小山村里，居住着108口当地的“贫下中农、历史反革命、苏修特务”、儿童、青年，还有24名“上海川沙”去的“知青”。一星期能看见一个班次的长途公交班车，经常因没有乘客，而来回白跑；冬天大雪封山，一、二个月不通汽车，人们困在屯里，哪怕生病也只能望天兴叹。到了夏天，紧靠黑龙江的小屯，并不因为有水、可以通航而改变交通条件。没有货源、没有人流，百吨排水量的小客船象征性地10天到洛古河“旅游”一次。小山村终日像死一样的寂静，缺乏生气。此时此刻，我真不知道今后的路在何方。我承认自己没有其他知青经常挂在嘴上的崇高的“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献身精神，为此去创造新洛古河而努力奋斗。我甚至认为，知青们根本不是一个整体，没有必要在一种精神的统一下，不分开，不扯散。如是这样，是我们所有知青的不幸和悲哀。如果哪一个知青有机会离开洛古河，我除了羡慕他终于脱离苦海之外，更多的是祝他好运。决不会对他的行为谴责、鄙视。人与人的命运不应该一样。人与人确实存在不同，素质、背景、关系，谁都有离去的权利。可是，我……。在此之前，我曾被公社邮局相中，去那里工作。但是，具有“革命”洞察力的上海干部，把此事否决了。原因是，我不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态度缺乏诚恳之意。这一次，是“扎根农村边疆一辈子”的学习，他们马上表示赞成。
我矛盾着，我想不去。但是，不去会带来可以想象的后果：一个不愿意与贫下中农同命运、共呼吸的人，应该强迫他接受更多的“再教育”。真是这样，我将面临永远永远生活在洛古何了。“去吧，去呼玛学习赤脚兽医吧！”我鼓励着自己。我做好了长期在洛古河的思想准备。真所谓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也许，一种豁达的举动，会造成另一种结果。我的坚定表现，博得了贫下中农的热烈肯定。他们觉得，我比口头上讲“铁心务农”，实则上时刻想离开洛古河的很多“洛古河的（知识）青年”，要好得多。在他们的生活圈中，会有一个叫赵文德的上海人，将长期存在。呜呼！可爱的贫下中农们，赵文德何尝不想离开洛古河呢？离开偏僻、荒凉、遥远的小山屯，几乎是24个在洛古河的上海知青的共同愿望。现在回头回顾知青们的这种思想，是极其正常的。但人人都被囚固在压抑的环境中，让他们历尽磨难，对漫长人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至少，我常常觉得黑龙江的插队落户生涯，对增强我现在的工作及其残酷的环境的耐磨力大有益处。
我对工作、学习从来都是认真和努力的。如果我做得、学得比别人差，一定会奋力追赶。在将近6各月的兽医知识学习中，无论是理论知识学习，还是跟着带教老师实习，我都是这一届呼玛“赤脚兽医”学习班的佼佼者。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我的兽医老师王秀堂；也记得同窗忻元富、徐海定、钱建强…。
当我结束六个月的兽医知识学习回到漠河，公社兽医站决意把我留下，协助公社范围的畜牧卫生工作。真没想到，从1971年11月离开洛古河的那天起，再也没机会回去过一次。重新看看祖国最北边疆、最小村落之一的洛古河村，是我一直的愿望，但三十三过去了，这一愿望始终是梦想。会有一天，梦想一定成真！
（作者系黑龙江呼玛县漠河公社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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