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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三十
作者：詹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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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追忆过去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在呼玛五·七农场的那十年。十年中的很多事都让我难以忘怀。在向朋友、家人和孩子讲述起在农村的艰难岁月时，在他们眼中却常常变成一个个精彩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件事更是让我铭记于心，常常向人讲起。
1971年的春节，五·七农场大部分知青从呼中筑路工地回到农场后，又驻扎在“鸡头山”下，开山放炮、炸石备料，要修筑从三卡通往嫩漠公路的一段公路（当年也称作修战备公路）。
“鸡头山”向东是五·七干校，往西几公里就是嫩漠公路，其中有一段“趟绒道”＿＿是用松木杆和圆木在草甸子里铺就的公路路基，路面上的砂石已很少了,一到雨季就陷车。
1971年的春节快到了，场部让这队人马回场部过年、聚餐，但要安排两个人留守3天。任务是“防敌特”；防宿舍（帐篷）着火；还有就是要有人喂那些拉石料的牛和马。当时刚过了17岁生日，自我感觉自己已俨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就自告奋勇地要求留守，再说当时我是赶车的，照料牲口也在行，任务就这么定了。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大家猛“造”了一顿猪肉馅的饺子。记得去帮厨擀饺子皮，手掌都擀肿了。炊事员高明俊大呼：“怎么下饺子都赶不上那些伸到锅边上的大碗快，”刘连文（当时是连首长）一面儿包饺子一面儿嘀咕：“这帮家伙咋这么能吃呢！”现在想来，一帮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大姑娘，平时难得吃上点儿荤腥，这时只要撑不破肚皮，谁还不可劲儿“造”啊？
年三十的早上，一帮穿着臃肿的傻小子、楞姑娘争先恐后地挤上了“二八”车的拖斗（好像还有“五十五”和大解放）。我和另一个主动报名留守的上海知青站在公路边上挥着手，望着冒着黑烟的“大轱辘”开远了。
我们俩人开始了留守工作。刚才还是热闹喧嚣场面，立马就变得空空荡荡。只有两个人守着两口大锅、三顶帐篷、四个马槽、几头老牛（几匹马在前一天被一对赶车的哥俩连车带马赶回场部了，说是畜牲不用过年，要回去给自家拉柈子）。突然的冷清还真有点儿不习惯，这倒是下决心留守时没有的思想准备。
我先往马槽里添了些干草。牛倒是挺安祥，反刍着美食（什么年头也不缺它们的干草和豆饼）。才十几分钟就寂寞难捱了，这三天这么过呢？报纸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前的，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倒是有一部摇把子的电话机，说是连接到三卡电话交换站，但从来都打不通电话，是永远不能当电话机用的，但是可以从听筒里收到从空中谐波到电话线上的无线电广播，时不时的可以听到微弱的样板戏的唱段。
可惜连这种两个人可以互相说些废话的时光也仅仅维持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因为上午有一辆林场从山里拉大木的解放车要赶回嫩江，开车司机进帐篷喝水，出于好意要捎我们回场部，另一位伙计竟然一跑一颠地带着一股踏上千山万水的豪迈冲向了大木车，原来他更耐不住寂寞。林场的司机再三邀我上路，并告诉我说十天半个月之内不会有车路过了。我可不敢走，我要是也走了，那牛谁来喂？帐篷被“特务”烧了怎么办？我楞楞地看着大木车晃晃悠悠地绝尘而去（不是灰尘，是雪尘）。
整个鸡头山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从公路边沿着林间小道走向帐篷，几乎有点绝望地看着道边上的爬犁、大车以及柈子堆，整个鸡头山营地变得如此没有了生气。这些白桦树、落叶松和歪歪扭扭的带着黄叶的柞树将要陪伴我度过三天的留守时光。突然，抬头一眼看见帐篷顶上的烟囱还在冒着烟，立刻担心起着火的危险，先去熄了火再说。男宿舍是一舀子水就灭了，另一顶厨房兼男宿舍的帐篷里的炉子得留着，但女宿舍怎么办呢？那年头谁进过女宿舍呢？仰头望着帐篷顶上的白烟，一股怨气直冲脑门，这些傻丫头走时怎么不熄了炉子呢？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那白烟还悠悠地冒着。下了不知道多少次决心，看了无数次那白烟，终于一咬牙一跺脚，从大爬犁上撮了大半桶冰（鸡头山没有井和暖泉，做饭、饮马全靠化冰，冰是从加格达河用拖拉机大爬犁拉来的），冲进帐篷，扒开炉盖，把冰一股脑全倒进了炉子。这下心里踏实了,可剩下的时间更无聊了。
躺倒在铺上，听着柞树上的枯叶在林中哗哗作响，偶尔有些鸟弄出些平时听来那么可爱，此时却让人感到有点凄凉的声音，不知不觉中生起一丝恐惧来。怕什么呢？不会失火了，是狼、熊、野兽？都不是。是人。对了，万一来了“敌人——武装特务”怎么办？平时挂在墙上的一杆七九步枪也随大队人马离开了。1971年初林彪还未出事，我们手里都没枪。这时恐惧逐渐占居了半个脑子。那往日听来如此壮丽的松涛此时竟也成了让人害怕的声音。大脑中开始预演起如何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周旋的情节来，并反复与自己的胆怯做起了斗争。但是恐惧始终占着上锋。慢慢开始有点后悔起当时要求留守的决定来了，随即又怨恨起那个自私的“逃兵”来。有什么办法呢？拿起电话听筒，隐隐约约地传来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唱段，不知不觉地慢慢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天已全黑了。熊熊的炉火已燃尽，只有炉门口闪烁着微微红光。仅仅只过了一秒钟，那种莫名的恐惧又立刻笼罩了整个帐篷。该做晚饭了，有现成的馒头，也有面，还有白菜、土豆和猪肉。饥饿和寒冷同恐惧与时俱进，但并不能使我有更多的勇气去动手做些什么吃的，而是躺着胡思乱想。风还在刮，只是更瘮人了。帐篷外一片漆黑。与敌人做斗争的预演又在脑海里开始重复。大约又过了一小时，饥饿感逐渐强于恐惧感时，我打算起来弄些吃的。这时已有近六点了，北纬42度的冬季早就全黑了。突然，东面的树林中传来一种声音，不是风吹动树叶的声音，也不是猫头鹰之类的鸟弄出的飞翔声。是动物？像是动物脚步有节奏地踏在积雪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并夹杂着动物移动时碰到枯树枝和倒木的嗒嗒声。难道预演过的与敌人搏斗的场景要真的出现了吗？此时大脑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飞快地转了起来。很快，听出那是一匹马的声音，已听到了马打着鼻响，又听到了人的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谁？是自己人？还是敌特？自己人应该从北面公路上过来，从树林里走来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从铺边上摸了一根烤干了的斧子把，做好了一切与之搏斗的准备。
“詹伟，怎么不点灯呢？”好像过了一辈子的时间，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的心一下子就放到了肚里。听出来了，那时袁发。他怎么来了？
袁发，家是金山公社新街基的，个头不高，红扑扑的脸蛋，一口雪白的牙齿，多少有些姑娘般的清秀，但是那一双有力的大手却是真正东北大汉的。我曾经有过一种奇怪的感觉，这脸与这双手怎么这么不般配呢？70年二月份我刚开始赶马爬犁时他就没少帮过我。
袁发为什么来了呢？原来他在场部准备吃那顿全场职工共进的年夜饭时，在大食堂见到了那位摆脱了寂寞的伙计，问起他怎么回来了？詹伟呢？当听说我一个人留在鸡头山时，袁发立刻去马号要了匹马（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一匹黑鬃黑尾的枣红骒马）。为了节约时间，袁发从树林里沿着电话线杆的道影子“拉山”过来的。那至少也得两个多小时。
“还没吃饭吧？”袁发推开门，一面划火柴点灯，一面又问道，“饿了吧？”当时我没有表现出激动（那年头的人可能不会激动），只是答道：“还不饿，刚睡醒。”问我是不是害怕了，我只是淡淡地答道：“还行。”实际上到这时我才真正是完全忘记了害怕，只有饥饿了。
那天是袁发动手做的晚饭。记得是斜着片的白菜炒肥猪肉片；炒土豆丝。他还带来了一背壶白酒。那顿年夜饭真的让人难忘，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让我感到珍贵。
2001年六月份我回呼玛，见到了许许多多当年农场的朋友，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刘世杰刚当选上县人大主任，她问我还想见谁时，我立刻就说：“袁发！”那天袁发很快被找来了，但已全然没有了当年戴着貉壳帽子时的那个帅劲了。很瘦，很苍老，那双手更粗糙了。听说在养路段开车，是从工地上风尘仆仆地赶回来的，饱经风霜的脸已全无当年的风采。一丝悲凉从心里涌出。这么多年没见面、没联系，甚至没给他写过一封信、寄上一张贺卡。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冰冷的除夕夜带给我温暖的人。袁发，谢谢你！
见面很短暂，相约第二天中午离开呼玛时一定再聚一次，可是那么多人的午餐上大家一直都没找到袁发。直到午饭后在广场上拍照片时，我仍在等着再见上他一面，但是一直到开车时都没见到袁发。后来听说他那天去理发了，回来后一直找不到我们聚餐的地方。真遗憾，没能好好敬上他两杯。
呼玛之行见到了那么多的朋友。刘发冬开着越野吉普车出来几十公里迎接我们，见到车就打听；刘发春师傅还是那么年轻、潇洒；刘发夏师傅的伤好了吗？后来给你打电话，听说你又去开车了，多保重啊！刘连文这位当年的“老连长”还是透着从前的那股“倔”劲儿；郇巨、海英夫妇一直陪着我们；温华和陈淑敏送给我的那个鄂伦春桦皮盒还放在我的书架上；酒筵上于金岩两次向我妻子说当年作为场长没有好好照顾我们，一直很内疚，看着那真诚的含着泪的眼睛，一切都释然了；“大饼子”（陈秉兴）的公关手段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坐上了边防的快艇，在黑龙江里“越界”冲浪了一回，惹得俄罗斯大兵拿出望远镜直瞅；燕喜瑞（当上了财政局长，现在是副县长了）、小白夫妇那么热情地提供了很多方便……很多很多的美好记忆一直让人回味。
我还要回去，回去见见各位朋友，见见袁发。我一定会再回去的。
（作者系黑龙江呼玛县五七农场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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