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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昨天 美好的明天
唐国才
黄土地，淮河水，蒙城古塔，安徽老乡，上海知青......一幕一景，犹如昨天的事。然而却已过去整整25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
25年前，我在二轻局动员机关干部上山下乡参加慰问团的动员大会上，第一个上台抢话筒，因态度坚决，如愿以偿。短短的两年淮北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应联谊会的要求，顺手写下几件小事，作为上海知青赴蒙城插队三十周年的纪念。
白糖留给队里的老黄牛吃
慰问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走访知青，了解他们生活、成长状况。1974年的大部份时间，我们分组下乡，有时日行数十里，有时租辆自行车，有时路上拦拖拉机。雨天，风吹黄土地，活脱一个泥人。住过公社的小旅店，睡过淮北的绳床，吃过玉米饼，尝过山芋干。不但知道了什么是蚤子，而且居然也从自己的衣服上发现过蚤子。虽说吃过的苦不算少，可说来也奇怪，和知青在一起，就没感到过苦。
还没有下乡，就听说不少俞自由、赵国屏插队小组的生动事迹。第一次见赵国屏，是他刚从田里收工回来，赤着双脚，满脸是汗，裤脚卷到膝盖。不了解内情的话，决看不出他是上海知名人士，老市长赵祖康的儿子。他下乡不久就因劳累过度，患了肝炎，急坏了远在上海的父母，忙寄去白糖，让他护肝养肝。可他听说队里的老牛病了，自己舍不得吃，却把白糖拿去拌草喂老牛。老牛一天天壮起来，小赵的脸上也一丝丝红润。我问赵国屏，你的身体重要还是老牛重要？他淡淡一笑说，当然老牛重要，如果老牛病了，明年队里的地谁来耕。就这么简单。象这样动人的事迹，在俞自由的小组里，在蒙城的上海知青里举不胜举，是他们犯傻，不知道爱惜自己？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他们图什么？一个个问号，随着慰问团工作的延伸，答案自然明了。
杂交玉米的风波
上海知青的插队，给农村带去了城市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带去了知识，掀起了科学种田的热潮。
赵国屏是个出了名的科学种田能手，农作物杂交的好手。他每次回沪探亲，不是跑图书馆，就是上农科所，托亲朋好友收集资料、种子。他带领大伙试种水稻获得丰收，小麦高产田产量翻番，经济作物取得丰硕成果。他研究成功的杂交高梁、杂交玉米等取得了突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风波。
赵国屏经过一番研究，把国外优良品种和淮北的优良品种杂交配种取得成功。在队里的支持下，种了一块试验田。起先，老乡信持怀疑态度，认为风马年不相干，知青们也是提着一把汗，白天候，晚上守，眼看望着玉米苗一寸寸往上长，终于盼到了丰收，金灿灿的玉米尺把长，三寸多的腰围。产量比当地品种翻了二番。老乡们看傻了眼，杂交玉米收下来，知青们准备交公粮，社员们不干了。坚持要换，要买这些玉米当种子。赵国屏耐心向大家解释杂交玉米棒是不能当种子的，要重新配种。种了几十年庄稼的乡亲们认为知青们“放刁”，自古到今，果实好，当种子，产量也肯定高。赵国屏犯难了，不给乡亲们不行，给吧，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交涉”，同意每户分一点，大家试种一小块，效果好坏，明年全部分给大家。第二年的结果不说大家也知道，颗粒无收。乡亲们再次傻了眼，实践给大伙上了生动的科学种田课。打那以后，队里支持小赵搞起了配种场，开始选种、提种、配种、种试验田到推行优良品种。
科学种田的成果蕴含着小赵他们的心血，更衬映出他们美好的生活追求。
在淮北建个“马陆公社”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党集团，祖国上下一片欢腾。我们慰问团已完成历史任务，回到上海。凭着我的直觉，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上海知青，特别是像俞自由、赵国屏这群知名度很高的知青，在淮北可能会遇到麻烦。会遇到什么麻烦，我也说不清。不久，俞自由、赵国屏夫妇（他们已成家）回上海探亲。一天他们到服装公司找我，未等我开口问，小赵就说明来意。托我帮忙联系参观马陆公社，说不把他们大队、公社办成“马陆”式的新农村决不甘休。我能说什么？我想我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是神经过敏。
我帮他们联系马陆公社，借了部面包车，陪同他们一起参观。路上，我忍不住悄悄问小赵：“目前政治局势大变化，安徽能不能接受你们的设想？你们难道不考虑回上海吗？”小赵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粉碎四人帮，我们正好大干一场，不把大队变成马陆，我们不甘心。也根本不可能回上海。”
我懂得了，为什么小赵能忍着肝痛把白糖留给老牛吃，他们有着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有着对目标的追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现实是不留情的。当时，“四人帮”是粉碎了，但“左”的思潮和思维方式，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倾向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当小赵他们返回淮北大地时，美好理想、执着的追求，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摧毁了。农村的艰苦没有吓倒他们，“上海帮”的帽子把他们的决心给压垮了。他们把自己关进了小屋，埋头复习。1978、1979年两年恢复高考，他们赶上了，插队小组的同伴们几乎一下子都回到了上海，进了高校，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不久前，安徽省的一位领导到上海，他是当地的老知青，也听说过俞自由、赵国屏，说起这件事，他感慨地说，当时我们安徽有些地方的做法是伤透了上海知青的心，赶走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啊！
值得欣慰的是，俞自由、赵国屏他们不但不“记恨”，相反对养育了他们的黄土地依然一片情深。赵国屏后来到美国留学，选攻的是生物学，他和俞自由留学回国后又参与发起创办蒙城原上海下放知青联谊会，这都是最好的证明。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蒙城的两年慰问团生活，和知青建立了浓厚的友谊，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理想、奋斗，产生了许多共同的语言，引起诸多的共鸣。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收获，也是终身受益，那就是懂得什么是中国国情，知道什么是实事求是。
1975年，正是邓小平复出以后，狠抓整改之际。淮北农村的县长、村长卷起铺盖下乡蹲点，在粮食超纲要的口号下，狠抓农业生产的热潮正在兴起。我们在下乡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为之鼓舞，为之振奋。一次和公社的一些干部、老乡谈起邓小平同志抓整顿，大家都说好。我随口说了一句：“这样干真有点像58年大跃进，有奔头了！”话音刚落，淮北老乡个个神情紧张，一语不发，沉默了好一阵，一位老乡冲了一句：“大跃进不行，大跃进是要饿死人的。”这下是轮到我张开的嘴合不起来了。
“大跃进是要饿死人的！”这怎么可能？然而，老乡悄悄告诉我，当时他们队里就饿死了好多人，而且当年并没有受大灾，粮食收成都可以，就因为刮浮夸风、砸灶锅、吃大锅饭......，我彻夜未眠。记得1969年厂里要发展一个老工人入党，我们青年工人反对，就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大家揭发他曾说过三年自然灾害，他父亲因为吃不饱生病死了，公司组织科的人来考察，我作为青年向组织反映，这个老工人表现很好，但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觉悟太低，不能入党。淮北之行，使我懂得了自己的幼稚，懂得了我国地大人多，发展不平衡，也懂得了政治思想路线错了，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还有一件事至今不忘。一次访问队里一位老农，他介绍了上海知青如何吃苦，如何在夏天赤脚跳进猪栏挖粪，如何搞科学种田，很是肯定。他先是发自内心赞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接着又不无感叹地说了一句，不过再高也高不过解放那年。说完后，发觉说过嘴就不言语了。后来时间长了，聊得投机，他告诉我，当年政府把田地分给大家，老百姓激动啊，拼命地干啊，粮食能不增产吗？后来怎么样？后来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公社是大了，产量却低了。当时，我听了真感到十分茫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慢慢懂得，邓小平伟大之处在于他太了解老百姓了，太懂得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在那里，靠什么去调动。包产到户，家庭责任承包制的提出和实施，不正是反映了老农们长期的想干而不能干的事。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我们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基础。
两年的慰问团生活，过去了整整25年。然而却是那样难忘。从慰问团的生活实践中，从上海知青的身上，我悟出一个道理：因为我们有一个难忘的昨天，才会有成功的今天，也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本文作者：原上海第二批慰问团成员，现为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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