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

　　趴在桌上读书、写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然而，在我的耳边却常常回响着一个小女孩纯真的问声“戴老师，你可趴桌子了？”

　　那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淮北农村,来自那个似乎并不遥远的年代.

　　那时候，我和另一个女知青周善珍在立仓农中教书。

　　农中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它那么偏僻，象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简陋的校舍，没有桌子，用泥土和砖垒成，没有椅子，由学生从家中自带。

　　“广阔天地炼红心",那时流行这句话,到那在我才真正感到天地的广阔,自己仅有的一点知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一个高中生要同时教初中的语文、政治、甚至英文。

　　下大雨的日子，由于道路泥泞，许多远路的学生要爬坡、过河，不能前来上学，大雨的日子，我们便不能上课。于是，我拿出仅有的几本从上海带来的书籍和杂志，给学生们朗读优秀的文章和小说。那时，教室里一片寂静，高玉宝的故事令他们如痴如醉，望着他们一双双求知的眼神，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神圣过......。

　　晚上，住校的学生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在教室里自习,泥垒的桌子并不光滑,时间久了,泥土就会剥落，更显得粗糙不平．这时，盼望有一张真正的桌子便成了那时学生们的奢望．
　　
　　后来，我上了大学，离别的那天，全体学生送我到校门口那条湍急的小河边，我不敢再回头，怕自己的眼泪会掉下来，就在这条河边，我曾愉快地洗衣服；在地大风雨的季节里，我也曾站在河边和另外几位老师一起，搀扶着来上学的学生过河．．．．．．

　　再次返回去看望我的学生时，学生围着我：“戴老师，你可趴桌子了？”梁兆美，一位成绩优异的女孩问我。这是学生们的第一句问话，这句话令我心酸，以至在以后的岁月里，每想起这句话，心中仍翻腾不已。
　　
　　时光流逝，当年我的学生们如今已各奔东西。记得前几年我丈夫出差途经蒙城，在县城为他开小车的县委大院司机竟是我当年农中的学生，我已记不清他的姓名和模样了，然而他却热情地与我丈夫说起我，一口一个戴老师。谢谢你，谢谢你们，我的学生，你们使我回忆起那一段青春，永远充实。

久违了，红芋

　　一大早，丈夫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农场劳动，下午时分，拿得了一份收获，分回一包红芋。晚上全家美美地吃了顿红芋稀饭，那清香、那甘甜，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却见红芋就腻，吃怕了。
　　
　　那是１９６９年元月，我们冒雪来到蒙城县插队，迎接我们的伙食，只有红芋干。那淡而无味的红芋干放在锅里一煮，放点盐就是我们一天的伙食，没有菜。由于缺柴火，我们一天只能吃两顿。从大城市来的我们看到周围的农民都如此，一咬牙，也就吃了一冬的红芋干。直盼到过年的那几天，总算每人分给一点面粉和杂面，于是做了几大娄的白面馍和杂面馍，那真算是过年了。
　　
　　冬去春来，春去夏来，我们总算有了一些杂面，于是杂面条、杂面馍又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还发明了“三惨头”杂面馍，即三分之一高梁面、三分之一玉米面、再加三分之一的红芋面和在一块发酵做成饼，有一股特别奶油味，很好吃。白面对于我们，仍然是可盼而不可及的。我记得有一年过国庆节，知青每人分到一份白面，我们集体户七个人共十斤白面，用这十斤白面做了饺子，一顿下来，竟吃得所剩无几。
　　
　　每年秋季来临的时候，大伙就忙着切、晒红芋干，为冬天储备粮食，于是冬天又开始吃那没完没了的红芋饭．．．。那时候，倒也“穷则思变”，光一样红芋，能做成饭、菜、汤三样俱全的饭菜，红芋泡成渣，将红芋粉洗下来，调成稀糊名曰：“汤”，渣则加上盐、葱、辣椒，炒“菜”，而饭”是煮的一个个红芋。
　　
　　贫瘠的安徽农村，由于红芋高产，每个人全年的口粮，红芋便占６０％－－８０％，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善。
　　
　　１９９０年，两位知青到插队农村访旧，回来兴奋地告诉我，现在家家户户细粮吃不完，还有多余的卖给国家。至于红芋，那是喂猪的饲料了，红芋种植的面积也大大减少了，据说现在农村也学起了大城市，红芋是偶尔在饭桌上露面的稀客了。

赶集

　　一辆马车载着我和另一名女知青周善珍简单的行李，把我俩送到了立仓的农中任教，我们便在立仓农中度过了许许多多的日子。

　　从农中到立仓集要走好多路，我记得出校门不久就得爬一个坡，翻过坡，要走一座石板桥，再朝着西南方向，走过不多的村庄，绕过一个大马厩，再朝西，便看到了直通立仓集的那条大路，上了大路一直往西，便到了立仓集。大路上似乎荒凉，没多少人，不过，我和善珍丝毫也不觉得冷清，因为赶集兴奋的心情早已替代了一切。因为到集上可以买回鸡蛋，买回垂涎已久的猪肉，并可以买回一些乡下绝对见不到的日用品，所以赶集是美好的，即使路再远，也在所不惜。赶集的这天，我俩总早早地出了门，一个挎着马篮，一个提着袋，一路说笑着往前走。

　　有一次，近中午，我从集上返回时，发现已变了天，打雷起风，要暴雨了，但是没有退路，我明天一早有课，必须在下午赶回。而且必须在家门口那座石板桥没有被河水淹没前赶回。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赶，到了半路，豆点大的雨便已经打了下来，不久衣服全淋湿了。那是夏天，只穿着单薄的短袖，我相信那淋雨的情景一定比落汤鸡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路上没有人看见我的窘相。终于赶到了近学校的那座石板桥，不好，汹涌的河水已把桥板淹没，但还依稀可见桥的石板，于是我大着胆子上了石桥......，总算过了（一年后，有另一女知青教师孙愿，也是在一次大雨中从集上赶回学校，那一次石桥被河水全部淹没，已看不见石板,她只得纵身跳进河内,游向对岸,也是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课)。数年后我与孙愿相逢，说起立仓农中，说起下大雨时那座石桥，似乎都有些后怕。但当时却那么充满青春的勇气，可以说，经历了那一场风雨，给我们的一生都注入了勇气和胆量。

　　还有一次，烈日高照，我从集上买回上袋鸡蛋，兴高采烈地回家，却不料，临到家门，爬坡时滑了一跤，把鸡蛋全打烂了，无一完好。我沮丧极了。这个集是白赶了，走了那么多的路，竟在临家门口时把“胜利果实”全砸了。假如我爬坡时留心一点，假如事先考虑到鸡蛋可能会碰碎，我不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但有一点我记得，爬过坡，我又断续前进，而且过不久，我又恢复常态。以后的日子，我仍然去赶集，仍然买回鸡蛋。

（本文作者：1969年1月插队立仓公社，现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工作）